★趙瑩波，〈淺談宋朝時期日本渡海制禁令下的派遣僧與偷渡僧〉《史林》2022:5，頁153-161。
古代中國與日本的僧侶會因弘法或求法而渡海交流早已是耳熟能詳的史實，但這樣的交流因為種種原因並非一帆風順，其中刻意阻攔與惡劣天候始終是主要的障礙，如唐代鑑真和尚五次失敗的東渡嘗試中，就有三次是被人阻攔，另外兩次則來自天候因素。中國僧人東渡遇到的情境如此，而欲西行求法的日本僧人除了擔心天氣外，在唐末以後他們面臨的是大和政權在延喜年間發布的「渡海制」，也被稱為「延喜禁令」，它禁止日本僧侶與國民在無許可下出國。作者此文談的是禁令發布後的事，也就是宋代時期日僧西行入宋的狀況。
★卞利，〈明代鄭舜功籍貫、生平事跡及出使日本考辨〉《安徽史學》2017:6，頁70-76。
為深入了解倭寇虛實以擬定破敵之策，明嘉靖年間朝廷曾先後派遣兩波使團出使日本。較早出發的使團以浙江生員蔣洲、陳可願兩人為正、副使；作者認為學術界對另一個較晚出發，以鄭舜功為首的赴日使團關注較少。而鄭氏事後所撰之書籍《日本一鑑》是當時少數向中國社會介紹日本現況的書籍，若是要比較三位使者的影響力，鄭氏此書的出版讓他在增進明代社會理解日本現況的貢獻上，明顯高於蔣洲、陳可願兩人。
★趙瑩波，〈再論東亞海域世界的歸化宋商—以日本、高麗為中心〉《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2019:1，頁108-187。
此篇論文的作者趙瑩波教授任教於上海大學外國語學院，他曾在先前的著作〈宋朝與日本、高麗之間“準外交關係初探”〉（2014）（以下簡稱“〈初探〉”）中說明宋代並未與高麗、日本間有正式外交關係，也提到在11世紀80年代時高麗與日本兩國不約而同派遣宋商擔任使者在三國間交涉奔走。本文從內容上來說是〈初探〉的續篇，不同的是此次並不著重在政治外交上，趙先生繼續以《大宰府天滿宮史料》、《高麗史》與《宋史》作為基礎史料去挖掘宋商本身的故事，所謂的「歸化宋商」。
★安藝舟， 〈勘合貿易視野下中日兩國城市興衰的關聯性—以寧波、博多與堺市為中心〉， 《日本問題研究》，第29卷，2015:5，頁38-46。
明日勘合貿易替通商城市帶來了財富，也吸引了人群移居；當城市經濟高度仰賴國際貿易收入，當通商結束時城市自然就面臨蕭條的危機。不過，不同的城市在面對危機時，因政治環境、地理環境與商人、市民的應變能力的高低，後續往往開展出不同的命運，就像寧波、博多與堺市在十四、十五世紀的處境。
★郝麗、張曉剛，〈從鴻臚館看古代日本的東亞認識〉《哈爾濱學院學報》33:12，2012年12月，頁99-102。
鴻臚館是日本七世紀建立的對外門戶，無論是留學僧、本國使節或外國使節都必須停留在此機構完成必要的出入境程序，就像是現代海關與外交部禮賓司的混合體。
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長期為革命敘事所主導，無論是辛亥革命乃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革命」成為理解近代中國歷史的核心框架；在此框架下，歷史被簡化為國共兩黨競爭的過程，而其他政治力量與思想路線則被邊緣化。本次閱讀提供了一個機會去重新檢視這些被革命史觀遮蔽的人物與群體，並讓讀者自然地思考一種可能： 雖然過去失敗了，中國未來是否能走出不同於國民黨威權統治與共產黨革命專政之外的發展路線。
歷史學發展在過去150年間歷經了數次重要的方法論轉型，從十九世紀蘭克（Leopold von Ranke）所代表的政治史與實證史學，到二十世紀年鑑學派（Annales School）強調長時段結構，繼而到戰後社會史、文化史與後現代史學的興起，歷史研究的核心問題不斷改變。此次閱讀的幾本書籍，牽涉到近年來國際史學界出現所謂「情感轉向」（emotional turn）的研究取向，開始考慮情感、心理、身體經驗與個體感受在歷史中的位置。
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特徵之一，即知識分子與政治權力之間高度密切而又充滿張力的互動關係。晚清以降，中國遭遇內憂外患的多重衝擊，從甲午戰敗、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國共對立直至冷戰格局形成，國家始終處於危機狀態。在此情境下，中國知識分子難以像西方近代學者般保持純粹學術位置，往往被迫捲入國家命運與政治現實之中。
〈命名與規範：民初佛教修行主義與女性宗教身分〉、〈迷信與迷性：再論近代中國的性別與宗教〉以及〈迷信觀念的起源與演變：五四科學觀的再反省〉三篇文章，雖然研究角度各異，但若放在同一歷史脈絡下觀察，實際上共同揭示了近代中國在邁向現代化過程中，如何透過「宗教」、「迷信」、「科學」與「理性」等概念，重新建構社會秩序與文化權威。這三篇文章不僅是宗教史研究，亦涉及思想史、性別史與現代性研究的課題，在閱讀中可以察覺到近代中國的宗教改革與反迷信運動，並非單純標榜知識進步或科學萬歲的歷史，也是一場文明重構工程。
本周閱讀涉及思想史、政治社會學與語言轉譯史，希冀用交叉視角審視中國共產黨百年黨史。透過石川禎浩對中共歷史基因的宏觀敘述、金觀濤與劉青峰的「超穩定結構」理論、楊奎松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重建、陳力衛對革命語言形成機制的語言學分析，李厚澤的告別革命觀以及金觀濤對〈實踐論〉的文化詮釋，我個人的看法是：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中取得支配性地位，並得以延續至當代，其根本原因在於中共同時完成了意識形態的在地轉譯、組織形式的制度創新，以及文化深層結構的再編碼，最終構成具有高度適應性的政治機制。
辛亥革命長期以來被置於以革命黨為核心的敘事架構之中，歷史書寫多半強調孫中山及同盟會在推翻清朝中的決定性作用。然而，這種敘事在解釋革命的實際進程時顯得過於單線與簡化，難以說明為何在局部區域發生的武昌起義，能在短時間內迅速擴散為全國性的政治崩解。近年來的研究指出，辛亥革命應被理解為多重歷史力量交織的綜合結果，其中包括制度改革以及地方社會動員。透過對張朋園先生、黃克武老師與Stephen R. Platt相關研究的整合，可以更清楚地看出革命並非由單一團體主導的產物，而是一系列在革命派、立憲派之間逐步激盪生成的歷史過程。
如同辛亥革命的爆發，民國時期的五四運動看似突發事件，其實亦是晚清以來文化與政治危機累積的結果。周策縱透過對1915年至1920年代初期報刊、社團與知識分子活動的細緻梳理，指出五四運動的思想基礎早在新文化運動中已然形成，其核心在於新知識階層透過媒體與教育體制所構築的公共論域。在此過程中，《新青年》與北京大學的改革扮演關鍵角色，使一批以理性與科學為信念的知識分子得以形成具有自覺的思想共同體。1919年巴黎和會的外交挫敗，固然提供了運動爆發的火種，但真正使運動迅速擴散並轉化為全國性現象的，乃是此前已經累積的思想資源與社會網絡。換言之，五四運動的起因必須置於當時思想醞釀的脈絡中理解。
本周的閱讀心得報告以Benjamin I. Schwartz之分析架構為理論核心，我將試著透過史華慈、陳平原、張灏以及黃克武老師等人的研究，從不同視角探討中國近代思想史之「轉型時代」。
綜合上述學者的研究，可得知中國近代思想史中的「轉型時代」並非單純由傳統向現代的線性過渡，而是一個由制度變遷與思想再詮釋交織而成的歷史過程。張灝先生明確指出，1895至1920年構成中國思想文化由傳統過渡至現代的關鍵階段，其特徵在於思想「傳播機制」與「內容結構」的雙重轉變。其一，在傳播層面上，報刊、學校與學會的興起，使知識由原先士大夫的封閉網絡轉向開放的公眾社會，並催生出具有現代意義的知識階層（intelligentsia）；傳播層面的擴大也激發了思想的社會性功能，由純粹的內在修養規範，轉向為公共動員與政治論述的工具。其二，轉型時代的思想內容層面也有變化，出現了所謂的「文化取向危機」與「新思想論域」；後者指西方思想的新概念（如進化、自由、國家），在透過翻譯等手段進入中國語境後進行重組，新的思想論域就由重組後的思想所構成。前述雙重轉變所造成的綜合效應，使傳統價值體系面臨了根本性動搖。
本周的閱讀指向了清末的翻譯家嚴復，我將試著透過史華慈、黃克武老師以及列文森等人的研究，從不同理論視角理解嚴復思想的多重面向。
清末中國思想家常令後人感受到一種糾結、一種難以簡化的複雜性，這種現象源自於其所處歷史環境的塑造：清末當時不僅在進行制度層面的現代化轉型，知識分子更是在面對一場艱難複雜的文明重構工程。在此過程中，知識的引進、概念的轉譯以及價值體系的重組彼此交織，使彼時思想家們自然展現出多層次的思想結構。
先前的心得寫作使用了列文森的「歷史」與「價值」架構，有鑑於此架構對於近代中國思想史的議題剖析相當有用，在本次的心得中將繼續使用；另一方面，老師在課堂上提及列文森的思想並非憑空而來，其源頭有馬克思·韋伯的理論做基礎，故也試著考慮韋伯的角度。
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指出，儒教在近代的瓦解本質上是一個「歷史（history）」與「價值（value）」分離的過程：意即這套價值體系失去制度支撐，並在與西方文明的比較中處於弱勢，導致部分中國士人開始以中國文明的「歷史」角度審視儒家思想。列文森指出，這一轉變的關鍵，在於儒教已不再是「理所當然的正當性來源」，而是「需要被解釋的過去」；這種轉變，不僅改變了儒教的地位，也激發了知識分子與傳統之間的思想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