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評論 〈再論東亞海域世界的歸化宋商—以日本、高麗為中心〉

★趙瑩波，〈再論東亞海域世界的歸化宋商—以日本、高麗為中心〉《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2019:1，頁108-187。

此篇論文的作者趙瑩波教授任教於上海大學外國語學院，他曾在先前的著作〈宋朝與日本、高麗之間“準外交關係初探”〉（2014）（以下簡稱“〈初探〉”）中說明宋代並未與高麗、日本間有正式外交關係，也提到在11世紀80年代時高麗與日本兩國不約而同派遣宋商擔任使者在三國間交涉奔走。本文從內容上來說是〈初探〉的續篇，不同的是此次並不著重在政治外交上，趙先生繼續以《大宰府天滿宮史料》、《高麗史》與《宋史》作為基礎史料去挖掘宋商本身的故事，所謂的「歸化宋商」。

「歸化」會改變一個人的國籍，也轉換了居住地與忠誠的對象；從移民自身的角度來看必是人生的重大決定，也是周邊各種因素的綜合結果。另一方面，對於國家來說，是否允許外國人歸化的申請必然也會檢視其移民的動機。

本文的貢獻有以下兩點：首先，說明歸化國接受或不接受移民（宋商）入籍的考量。作者在文中舉了一些實例去說明日本與高麗兩國在接受或拒絕申請人歸化的斟酌點：日本似乎會考慮到血緣與孝道倫常，若申請人父母其中一方為日人，當宋商以奉養父母為由向國家提出居留請願時，如周良史，有很大機會日方會感其孝行而允許留下；而高麗則不同，著眼點是特定專長人才的需求，往往不惜使用外交手段來迫使宋商歸化，如蕭宗明與江朝東。至於兩國不接受的案例，例如違反了日本「年紀制」的商人上官用銛，他想藉由歸化日本以避開這個規定；又或是屢試不中的宋人楊震，在科場失意下想移民高麗等。由這些例子可以觀察到日高兩國並非對宋人移民來者不拒，意圖不正或動機模糊難辨的歸化申請者都無法取得許可。

其次，本文也從史料中發掘出相關人物的事蹟，介紹了部分宋商歸化後的人生。鑒於他們的語言能力、跨國人脈與靈活應變的手腕，日本與高麗均有將宋商任命為外交使節的例子，甚至會出使母國中國以外的國家：例如一位代表高麗出使日本的日商「王則貞」或作「王澤貞」，作者利用《大宰府天滿宮史料》與《高麗史》判斷為同一人；從姓氏來看，王則貞在血統上可能是歸化日本的宋商或後裔，而他卻代表高麗向日本遞交禮賓省牒。這樣的特殊際遇，反映當時可能視宋商為良好的信使與中間人，對職業身分的功能性認定高於對國籍的顧慮。

綜上所述，作者在這篇文章介紹了歷史上記載不多的「歸化宋商」，這個族群在入籍高麗與日本後多繼續從事海上貿易來往各地，部分傑出人物也因良好的交涉能力受到歸化國看重而指派外交任務。宋商雖有縱橫四海與手腕靈活的形象，但他們選擇的職場–東亞海域，不是一個如汴京街上店家般可以安穩做生意的地方；他們不僅生命受到海上風浪的威脅，生意的好壞與個人命運還會被國際三角政治（日本、高麗、中國）所牽動。在這些歸化宋商的個人故事裡，除了高麗單方面的強迫歸化外，無論是為了侍親或是為了生意利潤，歸化皆是在追求情感或經濟目的下進行，其實與現今移民的動機沒有特別差異。

最後，談一下這篇文章細節上的瑕疵。首先，頁183對於藤原賴通贈金有「三十兩」與「二十兩」兩種不同數量的說法；其次，同為頁183，同一人名有「章仁旭」與「章仁昶」的不同。這些問題雖不影響全書的論旨，但畢竟有損學術著作的嚴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