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評論 〈明代鄭舜功籍貫、生平事跡及出使日本考辨〉

★卞利，〈明代鄭舜功籍貫、生平事跡及出使日本考辨〉《安徽史學》2017:6，頁70-76。

為深入了解倭寇虛實以擬定破敵之策，明嘉靖年間朝廷曾先後派遣兩波使團出使日本。較早出發的使團以浙江生員蔣洲、陳可願兩人為正、副使；作者認為學術界對另一個較晚出發，以鄭舜功為首的赴日使團關注較少。而鄭氏事後所撰之書籍《日本一鑑》是當時少數向中國社會介紹日本現況的書籍，若是要比較三位使者的影響力，鄭氏此書的出版讓他在增進明代社會理解日本現況的貢獻上，明顯高於蔣洲、陳可願兩人。

本文的貢獻集中在以下兩點：第一，作者結合史料考訂出鄭舜功的可信籍貫。據文中所述，由於鄭舜功所撰《日本一鑑》在每卷標題下均自署「奉使宣諭日本國新安郡人鄭舜功敘編」，造成史學家歷來對鄭舜功的籍貫有多種說法：浙江新安、廣東新安郡、徽州、安徽歙縣等。作者結合歙縣《雙橋鄭氏宗譜》與《鄭村志》的記載，綜合所有資訊後考據出鄭舜功來自於明南直隸徽州府歙縣鄭村，為商人鄭思宏之子；又根據浙直總督胡宗憲之子胡桂奇所撰之《胡梅林行實》的記載，推斷鄭舜功的職業應是通日語的海商。至於為何一名明代海商會牽扯入朝廷派員出使日本之事而且擔任正使？作者的推測是——明世宗當時苦於倭寇危害東南沿海人民多年，明軍久戰不勝；世宗在聽取諸臣的建議後責成兵部進行部議，決定在官衙昭揭榜文，榜文云:「一應人等，但有禦侮平倭長策者，俱許具開揭帖，不時赴部，以備採擇。」可能鄭舜功認為能憑自己先前的日本通商經驗報效國家，在聽聞榜文內容後便向朝廷自荐。

第二，比較了嘉靖年間兩次出使日本的過程與使者結局。作者在文章中仔細敘述了兩次使團的歷程：嘉靖34年的第一次使團，由當時仍是浙江巡撫都御史的胡宗憲所派遣；兩名生員使者蔣州、陳可願由浙江定海關出發，船隻在海上遇大風偏航，最後只到達日本五島地區而未抵達京都，但他們稍後卻成功見到倭寇首領之一王直本人，並勸其歸順，使團隨後在山口、豐後一帶宣諭日本後返國，不過胡宗憲認為使團未至京都宣諭，還不能算是任務成功。另一方面，鄭舜功向朝廷自荐後獲得楊宜、楊博委派出使，第二次使團於嘉靖35年出發，一行人為閃避倭寇海上打劫，改走迂迴航線由廣東潮州出發，繞經台灣後北行；但如同前一使團的狀況，船隻在途中亦遇大風，最後因偏航只抵達九州的豐後；鄭舜功在此停留，從團中再派沈孟綱、胡福寧兩人赴京都宣諭日本。嘉靖36年2月，鄭舜功與日本僧侶清授師徒先行返回中國，並趁拜會新任浙直總督胡宗憲時，向胡建言開放中日通商才是弭平倭寇最佳策略，不料此建議反引起胡宗憲大怒而被監禁七年；而鄭舜功派往京都宣諭的沈孟綱、胡福寧兩人，則於完成任務後在返國途中被殺害。以外交成果與使者結局而言，首波使團說服海盜頭子王直歸順朝廷，兩名使者回國後亦蒙胡宗憲提拔；第二波使團雖成功抵達京都宣諭日本，成員卻遭遇監禁甚至喪命的下場，真是不勝唏噓。

最後提一下這篇文章值得商榷之處。作者在描述鄭舜功的牢獄之災時提到：「本來就是受胡宗憲政敵楊宜派遣而非胡宗憲委任的所謂“布衣”、“國客”」暗示對楊宜的敵視，可能也是胡宗憲不採納鄭之開放通商建議的原因之一。以當時倭寇殺戮中國百姓人數之多、手段之殘酷，對於那些心中充滿復仇之火的明人來說，鄭舜功出於理性的建議，反而很難被時人接受——胡宗憲的大怒反而是正常反應，所以如果考慮當時社會氛圍，鄭舜功惹火胡宗憲未必與楊宜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