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瑩波，〈再論東亞海域世界的歸化宋商—以日本、高麗為中心〉《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2019:1，頁108-187。
此篇論文的作者趙瑩波教授任教於上海大學外國語學院，他曾在先前的著作〈宋朝與日本、高麗之間“準外交關係初探”〉（2014）（以下簡稱“〈初探〉”）中說明宋代並未與高麗、日本間有正式外交關係，也提到在11世紀80年代時高麗與日本兩國不約而同派遣宋商擔任使者在三國間交涉奔走。本文從內容上來說是〈初探〉的續篇，不同的是此次並不著重在政治外交上，趙先生繼續以《大宰府天滿宮史料》、《高麗史》與《宋史》作為基礎史料去挖掘宋商本身的故事，所謂的「歸化宋商」。
★安藝舟， 〈勘合貿易視野下中日兩國城市興衰的關聯性—以寧波、博多與堺市為中心〉， 《日本問題研究》，第29卷，2015:5，頁38-46。
明日勘合貿易替通商城市帶來了財富，也吸引了人群移居；當城市經濟高度仰賴國際貿易收入，當通商結束時城市自然就面臨蕭條的危機。不過，不同的城市在面對危機時，因政治環境、地理環境與商人、市民的應變能力的高低，後續往往開展出不同的命運，就像寧波、博多與堺市在十四、十五世紀的處境。
★郝麗、張曉剛，〈從鴻臚館看古代日本的東亞認識〉《哈爾濱學院學報》33:12，2012年12月，頁99-102。
鴻臚館是日本七世紀建立的對外門戶，無論是留學僧、本國使節或外國使節都必須停留在此機構完成必要的出入境程序，就像是現代海關與外交部禮賓司的混合體。
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長期為革命敘事所主導，無論是辛亥革命乃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革命」成為理解近代中國歷史的核心框架；在此框架下，歷史被簡化為國共兩黨競爭的過程，而其他政治力量與思想路線則被邊緣化。本次閱讀提供了一個機會去重新檢視這些被革命史觀遮蔽的人物與群體，並讓讀者自然地思考一種可能： 雖然過去失敗了，中國未來是否能走出不同於國民黨威權統治與共產黨革命專政之外的發展路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