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瑩波，〈淺談宋朝時期日本渡海制禁令下的派遣僧與偷渡僧〉《史林》2022:5，頁153-161。
古代中國與日本的僧侶會因弘法或求法而渡海交流早已是耳熟能詳的史實，但這樣的交流因為種種原因並非一帆風順，其中刻意阻攔與惡劣天候始終是主要的障礙，如唐代鑑真和尚五次失敗的東渡嘗試中，就有三次是被人阻攔，另外兩次則來自天候因素。中國僧人東渡遇到的情境如此，而欲西行求法的日本僧人除了擔心天氣外，在唐末以後他們面臨的是大和政權在延喜年間發布的「渡海制」，也被稱為「延喜禁令」，它禁止日本僧侶與國民在無許可下出國。作者此文談的是禁令發布後的事，也就是宋代時期日僧西行入宋的狀況。
★卞利，〈明代鄭舜功籍貫、生平事跡及出使日本考辨〉《安徽史學》2017:6，頁70-76。
為深入了解倭寇虛實以擬定破敵之策，明嘉靖年間朝廷曾先後派遣兩波使團出使日本。較早出發的使團以浙江生員蔣洲、陳可願兩人為正、副使；作者認為學術界對另一個較晚出發，以鄭舜功為首的赴日使團關注較少。而鄭氏事後所撰之書籍《日本一鑑》是當時少數向中國社會介紹日本現況的書籍，若是要比較三位使者的影響力，鄭氏此書的出版讓他在增進明代社會理解日本現況的貢獻上，明顯高於蔣洲、陳可願兩人。
★趙瑩波，〈再論東亞海域世界的歸化宋商—以日本、高麗為中心〉《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2019:1，頁108-187。
此篇論文的作者趙瑩波教授任教於上海大學外國語學院，他曾在先前的著作〈宋朝與日本、高麗之間“準外交關係初探”〉（2014）（以下簡稱“〈初探〉”）中說明宋代並未與高麗、日本間有正式外交關係，也提到在11世紀80年代時高麗與日本兩國不約而同派遣宋商擔任使者在三國間交涉奔走。本文從內容上來說是〈初探〉的續篇，不同的是此次並不著重在政治外交上，趙先生繼續以《大宰府天滿宮史料》、《高麗史》與《宋史》作為基礎史料去挖掘宋商本身的故事，所謂的「歸化宋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