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評論 〈淺談宋朝時期日本渡海制禁令下的派遣僧與偷渡僧〉

★趙瑩波，〈淺談宋朝時期日本渡海制禁令下的派遣僧與偷渡僧〉《史林》2022:5，頁153-161。

古代中國與日本的僧侶會因弘法或求法而渡海交流早已是耳熟能詳的史實，但這樣的交流因為種種原因並非一帆風順，其中刻意阻攔與惡劣天候始終是主要的障礙，如唐代鑑真和尚五次失敗的東渡嘗試中，就有三次是被人阻攔，另外兩次則來自天候因素。中國僧人東渡遇到的情境如此，而欲西行求法的日本僧人除了擔心天氣外，在唐末以後他們面臨的是大和政權在延喜年間發布的「渡海制」，也被稱為「延喜禁令」，它禁止日本僧侶與國民在無許可下出國。作者此文談的是禁令發布後的事，也就是宋代時期日僧西行入宋的狀況。

趙先生先前的一系列文章如〈宋朝與日本、高麗之間“準外交關係初探”〉（2014）、〈再論東亞海域世界的歸化宋商—以日本、高麗為中心〉（2019）等，俱是把關心的重點放在宋代的東亞海域上，此篇亦然。他在題目上用了一組很容易理解的對比性名詞「派遣僧／偷渡僧」，來協助讀者快速理解入宋日僧有沒有合法的出境許可。

全文的貢獻集中在以下兩點：第一，發現在「延喜禁令」持續有效的情境下，仍有日本僧人經由官派或私自出國（偷渡）到中國求法。作者在文中列出清單提供了這些僧侶的訊息，對於想深入研究渡宋僧侶生平的研究者大有助益。

第二，也是這篇文章的最大貢獻，就是作者認為「延喜禁令」雖未言明，但確實是針對中國。這個看法的來源是根據《大宰府天滿宮史料》與《高麗史》裡的資料，趙瑩波觀察到日本∕中國與日本∕高麗的交流頻率與人數相差甚大，意即日本與高麗在「渡海制」下依然往來密切，彷彿沒有禁令，但與中國之間的往來卻大受影響，即使有派遣僧與偷渡僧的存在，中日之間仍然發生了兩次交流空窗期（946–984；1092–1168），後者長達150多年。

接下來談本文內容可以商榷的地方：首先是頁155的內容，內文先稱與宋商周文德通信的天台宗日本僧人為「源信」，但後來又稱「信源」，這應該是筆誤。其次，是派遣僧∕偷渡僧的定義在某些案例值得再推敲，舉例來說，日僧念救在文中被歸類為派遣僧，作者的看法是：「念救因持有朝廷重臣的推薦信，足以證明是受朝廷委託的派遣僧。」這封推薦信是由左大臣藤原道長所寫，而且藤原並未因違反朝廷禁令而受罰，難免讓人聯想到有官方同意的味道；另一方面，晚念救七十九年啟程（1092）的日僧明范被歸類為偷渡僧，作者對這個案例的看法則是：「但令人費解的是，他竟然是由日本前大宰府權帥藤原伊房私自派遣的偷渡僧，藤原伊房因此還受到降一級的處罰。」此兩位僧侶俱授命於朝廷大臣，均未持有官方正式的太政官符，但作者似乎將大臣有無受罰及有無推薦信作為派遣或偷渡的判斷標準，就這樣直接定義念救與明范是派遣僧還是偷渡僧。我個人認為這不是一個適切的標準：首先，兩位求法僧出發時間相距近八十年，政治環境的不同會影響執法寬鬆；再者，就法律層面來說，日本當時已是律令制國家，只要「延喜禁令」沒有正式廢除，有太政官符的僧侶如嘉因可視為官方的破例派遣，但將推薦信效力放大視同官符實在牽強，故將渡宋又無官符的僧侶全歸類為偷渡僧比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