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評論 〈東亞國際關係與遣隋使〉

★金子修一著，王艷、馮立君譯，〈東亞國際關係與遣隋使〉《暨南史學》2019:1(2019.5)，頁21-39。

若有一位六世紀末的日本政治決策者佇立於筑紫海邊望向日落方位，透過東亞海域來往人群的訊息流通，他知道對面的朝鮮半島正是三國鼎立，而半島後方的中國也處於北方的隋與南方的陳相互對立的狀態；在思考如何做出對日本最有利的外交決策時，這兩區加起來共五個政治實體的情勢就是他面對的棋盤。當然，就應對中國而言，我們知道日本在觀察情勢後派出了使者出使隋代中國，也就是遣隋使。

同樣的思考，必定也會出現在朝鮮半島、回紇、突厥與吐蕃的領導階層，如何與近在咫尺、廣土眾民的中國來往，攸關這些國家的興衰存亡。這些思考再加上中國自己的盤算就交織成當時的東亞國際關係，也就是金子修一先生在這篇文章想探討的主題。

本文的貢獻集中在以下兩點：第一，比較了西嶋定生與堀敏一在東亞世界論的差異。作者告訴我們：西嶋定生是最早提出「冊封體制」與「東亞世界」來體系化當時東亞國際關係的學者，他定義的「東亞世界」區域包含中國、朝鮮半島、日本一直到越南北部的地域，再搭配上「冊封體制」模型，可以用來解釋許多隋唐時代東亞的重大國際事件，例如隋煬帝、唐太宗攻高句麗的背後動機就是要維護中華冊封體制等。西嶋氏的觀點開啟了學界對東亞世界體制的研究，其他的學者包含堀敏一也紛紛提出看法。金子修一在文中詳細比較了西嶋定生與堀敏一在東亞世界論的差異，他指出堀氏沒有如前者那般提出東亞世界共通指標，西嶋的指標是漢字、儒教、律令制及中國化的佛教四項；再者，鑒於唐代花費了甚大氣力在經營北面與西面鄰國的外交，堀氏認為的「東亞世界」的範圍更廣（包含北亞、中亞與西域），他也使用涵義更廣的「羈靡」去概括中國與異民族的關係，而冊封是屬於羈靡作為的一部分。透過金子氏的這個比較，使我們更易於理解源於西嶋定生的「東亞世界」概念，更重要的是，多了一個幫助理解中華文化圈的架構工具可以使用。

第二點，介紹了利用古史中「東夷傳」、「倭國傳」的字數去研判中國對日外交的重視與轉向。金子氏去計算中國正史對倭國記載的字數，發現從《魏志》、《隋書》的近兩千字、一千三百多字，逐步下滑到《舊唐書》、《新唐書》的僅餘數百字。對於「東夷傳」、「倭國傳」記載字數的變化，他認為這反映了三國時的魏國特別重視與倭國的往來，原因是要防備吳國的海上經略與結盟，所以《魏志》才擁有最多倭國的記載；但隨著時間過去，尤其是到了唐代，主要的敵對勢力來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國家將大部分注意力轉移到北方與西域經略，故《舊唐書》與《新唐書》對於倭國的記載就不多了。

至於對金子修一這篇文章有沒有覺得值得商榷處？我想是還是跟《舊唐書》、《新唐書》對倭國僅數百字記載這個現象有關。針對日本遣唐使在整個唐代共發生十餘次的史實來說，中日兩國在當時的往來頻率並不低，但是這樣的往來並未換來在《舊唐書》等史書上有相對較多的記載，當然，這個所謂多寡是跟《魏志》比較而來的。若是用史書字數來研判外交重視度，就必須考慮到《舊唐書》與《新唐書》修史時是否有可能因史料亡佚而缺乏足夠材料去編寫「東夷傳」、「倭國傳」？故個人以為，唐代中國在外交上是否轉向重視北方而不重視東方諸國，其實尚難斷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