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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珂 (中研院院士, 史語所研究員)
"自己當了兵後，曾站在金門古寧頭眺望大陸，曾在營地裡撿拾古寧頭戰役中被同胞就地掩埋的共產黨軍人枯骨，曾陪着那些歸不得家的老兵喝酒高唱“我的家在山的那一邊”，我這時才能體會父親那一代人在台灣的挫折與對故鄉的想念。他們從來沒有離開那戰場--即使現實的戰場已化為每日柴米油鹽的生活壓力，即使戰場已成為官場、商場上的爾虞我詐，他們還是生活在仁安羌、四平戰役的艱苦與榮耀記憶之中，還是以黃埔軍人自詡"。
父親20歲從軍，40歲退伍，但在我感覺中他一直是個軍人。生在那時代，他先是身不由己地成為軍人；戰爭歲月中的經歷，又使他成為一輩子的軍人，即使在退伍之後。
我的童年，可以說大多在父親的挫折與父母成天的爭吵中度過。 約在我小學五年級時，有一天父母親又在客廳中爭吵。我躲在房間裡，翻弄着抽屜裡的雜物，試圖脫離那戰場。在一個舊信封中，我翻出一張灰黃的照片: 一張長靠椅上坐著一位美麗端莊的女軍官，四五個年輕男軍官或坐或站或臥地圍着她，前面幾個人腰間還配着短槍，表情或神采飛揚，或頑皮輕佻。照片背面，一行墨跡將泯的小字: “媽，看您的兒女們，重慶。”望着照片中年輕俊逸的父親，我臆想，若那戰爭延續下去，若父親不來台灣，若父親沒有和母親結婚，他就不會每日過着為柴米油鹽發愁的日子。或者，戰爭過後他又可以回武昌，跳舞、打麻將，過着他逍遙的公子生活。
一
據父親說，我們家在武昌是個經商世家。 我們家族的字輩排行，“駿業宏開正大光明”，也說明這是個經商家庭。祖父曾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回國後在家鄉經營造紙業。父親為“光”字輩，名光輝。大學時曾就讀武漢的中華大學。據父親說，那時他成天跳舞、打麻將。 讀到大二，當時是1937年，許多同鄉朋友都從軍打日本人去，並從戰場前線寫信回來，所以他們麻將也打不下去了。父親向祖父要求休學從軍，但祖父堅決不許。後來在祖父“至少要當個軍官”的讓步下，父親進了黃埔軍校（當時稱中央軍校），成為15期黃埔軍人。
從父親口中，以及我對他的記憶中，當年他所從事的那些戰爭只是些片斷景幕。帶車隊走滇緬公路，由於任務艱辛，來回一趟便晉陞一級。回到重慶，卻聽得人們傳言滇緬遠征軍運補車隊替宋美齡帶進口絲襪。從重慶的防空壕裡拖出上千的屍體，每一具都帶著咽喉上的爪痕及扯破的衣服，顯示他們死前遭受的窒息之痛。 遠征軍駐印度時，夜晚有印度人摸進軍營，從懷中掏出一包橄欖大的紅藍寶石換麵包（母親手指上那個大藍寶石戒便是如此來的）。偽裝成警察、衛生部隊支持東北四平戰場，受共軍連續一週的猛烈攻擊。然後便是，逃難時到處尋找親人的記憶。
二
來到台灣後，父親便一直住在南台灣高雄縣鳳山鎮黃埔軍校旁的黃埔新村。這也是我出生，以及20歲之前成長於斯的地方。是的，我的幼年與青少年生命與 “黃埔”無法分割--翻牆進入黃埔軍校偷芒果與衛兵捉迷藏，觀看官校學生在黃埔大道上踢正步，對他們扮鬼臉，甚至青少年時眷村朋友們共組的“幫派”也叫黃埔。 據父親說，剛到台灣時，一切都明白了；許多很親近的朋友、同僚、長官，原來都是共產黨潛伏在各部隊裡的人。難怪後期與共軍作戰時，共軍經常比國軍先知道國軍部隊調度。我家鄰居徐伯伯說，有一次他們師團與共軍對峙了一星期，突然共軍撤退，並向國軍喊話：“對面某師的弟兄們再見了，我們到某某地方等你們！”果然一天後接到上級命令，要他們轉戰到那共軍先一天已到的地方。
便是如此，從小我在眷村的抗戰剿匪記憶中長大。夏天南台灣溽熱的夜晚，鄰居們搬出板凳、躺椅坐在巷子裡，搖着扇子，大談抗戰剿匪的事。或講到傷心處引起一陣靜默，或幾個人扯下褲子、掀起上衣比身上的彈痕，引起旁邊媽媽們的竊笑。小時候，聽來聽去，都是些雨林中作戰的故事——他們如何穿過雨林 出其不意地突襲日軍，如何受螞蝗、毒蛇、瘧疾糾纏，等等。但小孩們更感興趣的是：“咬人的蚊子大得像雞，恨不得拔槍打它們”；“比水桶還粗大的蟒蛇，讓輾過它的吉普車跳起老高”；或是，“沒頭的軍人鬼魂晚上在曠野裡踢正步”。
稍微大一些時，我才知道我們整個黃埔新村，住的大多是38師及新一軍的軍眷，孫立人將軍的手下。小時候常聽大人說，初來台灣時，孫將軍說不久就要打回去。大家也為此摩拳擦掌，因為新一軍從來不相信他們會打不過共軍。他們說，丟了大陸有很多原因，但新一軍可沒打過敗仗。我在這眷村中的成長經歷，便是從幻想著雞那樣大的蚊子、讓吉普車彈跳起來的大蟒蛇的童年，逐漸瞭解為何村中都是些在軍中“沒搞頭”的叔叔伯伯們。
父親在1949年大撤退時，托同僚將我奶奶自武昌接來台灣，因此小時候我們家是村中極少數有長輩在的家庭。小時候，只覺得家中有個奶奶嘮叨我們，其他也不覺得如何。後來才逐漸知道，什麼是抗戰剿匪戰爭造成的妻離子散、骨肉分離。小時候過年時，總有三四個軍人叔叔伯伯在我們家吃年夜飯，然後大人們打麻將。有一位叔叔經常喝醉了在我家院子裡吐，邊吐邊哭，對來勸的人說，就讓我一年哭一回罷。有個孫少將，每次來到村上，便讓我們一群孩子擠在他插着將官旗的吉普車上，呼嘯地進入黃埔軍校的大門，帶我們在軍區內采芒果、游泳。聽說，孫少將的小孩都留在大陸沒帶出來，所以他特別疼孩子。
父親對奶奶極孝順。據父親說，在武昌，他家裡是富商地主，所以奶奶留在大陸會被清算鬥爭，但來台灣後，對於一直有傭人伺候的奶奶來說，也是苦。所以父親儘力奉養奶奶，不讓她受苦、生氣。在我記憶中，父親只打過我一次，為的是我不聽奶奶的話，還對她生氣跺腳。在奶奶過世許多年後，母親才對我們說，奶奶來台灣時帶了些金條及火狐襖之類的貴重物品，後來都瞞着父親賣了補貼家用。那時，的確，一個軍人的薪水不足以養生送死。我小學一年級時，奶奶過世。父親只有從軍中退伍，拿退伍金辦奶奶的喪事。 葬了奶奶後，不久家中經濟便陷入絶境。幾乎天天飯桌上只有醬菜，後來連醬菜都買不起。賣醬菜的祝伯伯與我們住在同一巷內，他的兒子阿鳳與我同年，我們成天玩在一起。所以每當父親自己去買醬菜而不是要我去時，我心裡總覺得很羞辱，因為我知道他是去祝伯伯那兒賒些醬菜回來。
三
我小學三年級時，家境有了點轉圜。母親娘家在鳳山火車站前經營早點冰品店，這時因外祖父母身體不好，要將店裡的生意交給下一代。母親的兄弟姐妹共有十人，聽說抽籤時他們做了手腳，故意讓母親中了簽。我母親與母系親友們，幾乎都是台灣的閩南人，他們是我生命、身體的另一半。這便是我，在眷村中有時被喊 作“雜種”，在台灣閩南人眼中又是“外省人”。小時候，每當父母在激烈爭吵時，我都會憎恨他們的婚姻，以及我自己。
鳳山火車站前，是台灣光復初期 “2·28”事件發生流血衝突的地點之一。當時全台灣到處爆發本省人與大陸來台軍人間的暴力衝突。據母親說，當時軍人在火車站外以竹籬、白布圍住整個車站出口，當火車入站，數百名帶著武器的台灣民眾衝出時，布幕外早已架好的機關槍開始掃射。
母親說，她只看見血染紅了白色的布幕。所以，當父親在追求母親時，常帶著相當一個排的軍中弟兄去邀母親出來看場電影。直到父親去世後，母親才說出那些往事；父母帶外祖母看一場內容為男女殉情的電影，並表示不能結婚便要死在一起，母親娘家才答應這場婚事。不久，母親的雙胞胎妹妹，我的四姨，要嫁給一位客家人，在母親家中掀起更大的風暴，所以父母親的婚姻就被母親娘家的人接受了。
在那約一年的時間，平日媽媽每天回眷村的家裡為我們做飯，然後再返回店裡。暑假，我與姊姊、弟弟便都住在火車站的外婆家；在外面野着玩，在店裡偷冰棍吃。那段時日，我經常在半夜醒來，害怕衣櫃上那只總是瞪着我的老貓；此時我抵抗那貓及所有鬼魅的辦法是，讓自己專心聽著廚房傳來規律堅定的磨黃豆的石磨聲，以及從門縫中凝望昏黃燈光下正在推磨的父親泛着汗水的光亮脊背。
有一天，突然我們家的早點冰果店結束了。一兩年後父親才對我們說明原委。那是一天早晨，他送早點到附近一家旅店的客房。敲門進了房，見到一男一女躺在床上尚未起身--那男人，是父親的老部屬。即使在父親對我說明此事時，我仍不明白為何我們要關掉早餐店，我也無法體會當時他受到的打擊。我所想的只是，我們何時才能脫離窮困，哪一天父母可以不為了缺錢吵架，以及我是否能有點錢買糖。
是的，在我極有限的小學回憶中，一幕殘酷的記憶經常纏着我。因要不到錢買糖還挨了罵，我哭着上學，走着走着，我發現父親跟在後頭。我賭氣仍往前走，但不時回頭瞄瞄父親，看他要做什麼。父親走入一家他經常賒欠的小雜貨店，一會兒又走出來，然後快步地追上來。在離我十餘步時，他喊着“小明，給你”，說著將一個五角銅幣擲給我。後來回憶這一幕——我逼着落魄的父親向雜貨店賒五角錢——經常讓我羞愧痛哭。
我還記得一件事，也是當時我太不懂事，看見有些同學中午帶便當在學校吃，我也吵着要帶便當。吵鬧了幾次後，有一天父親終於同意替我送便當到學校。那天中午，父親送便當來，並在我打開便當時，對我及周圍我的同學說，“今天起來晚了，菜場買不到肉，所以只給你帶個荷包蛋。”當時我為父親的謊言感動得幾乎掉淚，因為一年來，我們家沒有人吃得到荷包蛋，更別提吃肉了。
後來父親為了養家，曾在高雄港當碼頭工人，又在左營的海軍廢彈處理場工作，但都做不久便辭職。這些都是十分辛苦且危險的工作，但他做不下去的理由仍是：他一直認為自己是個出身黃埔軍校的軍官，他無法忍受別人對他的喝斥。
四
在我12歲那一年，父親終於做了一個決定：到台中省政府去找他的軍中老長官。事實上，多年來許多鄰居叔叔伯伯都勸他說，省政府有很多你的長官、同事，去走一趟罷。我還記得父親出發的那一天，他穿上借來的白襯衫和一雙皮鞋。幾天後，我放學回家，進了門，便看見剛回來的父親。他穿著新買的襯衫，眉飛色舞地對母親說，“火車一出高雄，我就看到路邊一個大廣告牌，上面寫着，馬到成功……”他說，省政府過去的軍中長官們很照顧，他們要父親自己選，是要在省政府上班，或是在高雄的省營機構安個職位。父親打趣着說，他看見老長官們都穿西裝結領帶上班，“穿了一輩子軍服，我才不要在脖子上拴個西洋繩呢！” 媽媽、姊姊、弟弟都在笑；我感覺，我們家從來沒有那麼溫馨過。
不久，父親便在高雄一家省政府經營的肥料廠當了個專員。我們家的經濟情況因此突然改善。當時台灣的省政府，由上到下各級官員大多是由軍中退下來的將校官轉任。父親這工作，原是省政府官員朋友替他安插的閒職。然而不久，父親在這公司裡的地位重要起來，他也不由得經常要穿西裝、結領帶。這是由於肥料廠多年來一直有排放毒煙損及附近農作物的問題，農民委託議員向省府要求巨額賠償。肥料廠知道父親是省府安插的人，與省府關係必然很好，於是將父親晉陞為公共關係室主任，主要工作便是處理煙害賠償問題。
以後幾年，父親便經常到台中出差，與一些議員、省府官員周旋應酬。他衣櫥裡的西裝領帶愈來愈多，抽屜裡的名片也愈來愈多，而他的身軀也愈來愈像個商人。這是他最得意的幾年，不但利用關係替母親在銀行找到個職位，也經常替眷村的朋友在高雄工業區安插工作。
在我中學二年級那一年暑假，父親出差到台中，要我和姊姊、弟弟到台中找他。這時我們才見識到他在外面多麼有辦法；他也有意對我們炫耀這一點。我覺得，經歷許多挫折困頓後，父親一直努力地在我們面前樹立他很有辦法的形象。那幾天，白天他包下一部出租車帶著我們到處玩，晚上帶我們到各個夜總會看節目、吃牛排。而且經常是進去一家夜總會沒多久他便藉口菜不好或節目不好，再帶我們到另一家去。
大概是我們到台中的第三天。那晚，當父親正在問我們想去哪一家餐廳夜總會時，接到了一通電話。放下電話，他對我們說，今天我們去“藍天”。進了那夜總會，一位經理迎面而來，與父親說了一陣悄悄話，我依稀聽到“你的老長官……”，然後將我們安排坐在靠走道的一張桌子邊。
那晚，父親很少跟我們說話，一直注意着舞台前的一張空桌。節目進行了約半小時，四五個人擁着一位老者進入餐廳，在舞台前那張桌子邊入座。由於氣氛特別，我一直關注着父親；他神色凝重地一直望着那老人，不時有些激動哽咽的表情。節目還未完，那群人就擁着那老人離場。當他們走過我們這一桌時，父親突然離座，擋在老人身前。他努力地挺直身子， 緊併雙腿，但他應酬過度的肚子卻因此更突出；他高舉手臂，以手掌置於額前行軍禮，但他的西裝卻因此拉扯變形。他便以這樣滑稽的姿勢，在那老人面前喊道，“某團某營營長王光輝報到！”那老人停下步子，口中說“好！好！”他向前，當他的手正伸向父親的臂膀時，一個壯漢側身擋在父親與老人之間，其他的人則推擁着老人離去。父親保持着行軍禮的姿勢，不顧這一幕已引其鄰近幾桌人的竊竊私語，直到那一群人完全離去。不久，我們也離開了那夜總會。離去時，我只覺得父親的舉動真讓我們丟臉。那晚回到飯店，父親以從未有的嚴肅口吻對我們說，那老人是孫立人將軍。
孫立人將軍，對從小生長在黃埔新村的我來說，這名字是多麼的熟悉、親切，但又似乎是許多不幸的根源。特別是，我家隔壁第二家住的便是孫菊人老師。孫老師是孫立人的妹妹，夫妻倆從不與鄰人交往，甚至很少出門；據說是，恐怕被跟蹤調查。再過去，便是阿鳳家。阿鳳的父親，祝伯伯，那個全村唯一能寫祭文、作對聯的賣醬菜老頭，原來是孫立人的文職幕僚。受孫立人將軍謀叛之累，坐了幾年牢後，連謀個小學老師之職都不可得。
黃埔新村，村上父老大都是黃埔嫡系軍官，卻沒出幾個將官，也因為他們都是“叛將”部屬。然而在一個村上朋友家裡，我曾看到一本印刷精美的英文雜誌，整本都在介紹孫立人將軍所率新一軍的對日戰績。 據朋友的父親說，這是抗戰時所編，對外國宣揚中國戰績的宣傳品。村子邊的黃埔軍校，閲兵台作“立”字形；村上父老竊竊地說，這是大家懷念孫立人將軍，才偷偷把它蓋成這樣子的。我在20歲前唯一到台北的經驗，我自己毫無記憶。聽媽媽說，那是一次國慶節閲兵，孫立人將軍為閲兵總指揮官，父親是擔任閲兵司儀的孫系軍官之一；眷屬們坐在一個專屬火車車廂到台北看閲兵，一歲的我在母親懷裡睡着，尿濕了媽媽的紅旗袍也染紅了我的小屁股。
孫立人將軍的叛亂事件，根據我自小聽得的村裡父老的說法，是孫將軍主張要盡台灣所有軍力一舉攻佔東南四省，然後再打下長江以南，隔江與共軍對峙。反對此議的是蔣介石的親信、力主建設台灣為反共基地的陳誠。孫將軍等人準備藉著閲兵來一次“清君側”行動，逼蔣介石同意反攻大陸。不幸的是，孫將軍身邊有潛伏的共諜，將消息傳到大陸，於是大陸在沿海調動空降師，準備趁機進攻台灣。而所有這些消息都傳到了蔣介石那兒，因此，蔣認為這是孫立人與大陸方面有勾結的一次叛亂。然而因為孫立人將軍甚得美國、英國軍政高層的賞識，所以蔣只得將他軟禁在台中，不敢進一步處置他。
五
那次見了孫立人將軍一面後，父親的事業開始走下坡。後來我知道，那幾年父親替肥料公司解決了不少煙害賠償問題，使得那些高雄議員們無法藉機勒索。然而父親的才幹以及他在省政府方面的人際關係，卻讓那些議員覺得有機可乘。他們要父親為他們介入的一些地方工程向省政府官員說項，並答應在工程預算通過後，以工程款的一部分作為關說酬勞。那時，經常有豪華轎車停在我們家門口，議員親自來“接”父親到台中出差，但我們看得出父親的身不由己。母親常哭着求父親不要與他們來往，但父親似乎有把柄握在對方手上，不得不去做那些為公共工程說項的事。家中又開始為了錢成天爭吵，因為父親不但沒得到佣金，還負了不少的債。
此時我已在讀高中，忘卻這些憂煩的方法是混太保、打群架。高一、高二時，父親對我在外闖禍不但寬容，還經常“很有辦法”地替我解決問題。每當我被一個學校開除時，他就動用關係替我再找學校；當被我打傷的人找上門來，他悄悄地與對方在外面商談賠償，不讓母親知道。那時我卻很少關心他，直到有一天母親對我們說，其實父親早已被肥料公司開除，並陷入一些金錢官司中。這時我才注意到父親的改變；他變得消沉、靜默，忍受母親對他的數落，他已完全接受自己的失敗，也不再想對我們證明他很有辦法。
由於沒考上大學，20歲時我必須入伍服兩年兵役。我剛進入軍中，父親便入監服刑，不久被轉入醫院。新兵訓練結束後，我被分發到金門前線，無法回台灣看他。父親從獄中寄給我的信裡寫道，“吾一生戎馬，從未做出對不起國家社會的事，今受小人陷構……” 我流着淚讀他的來信；他說的不是真話，但我更能因此感受他的痛苦。為了生活，為了讓妻兒及村上朋友瞧得起他，他掙扎於做個正直的軍人和有辦法的大人物之間，而至死他仍相信自己是個軍人。
在軍中，我對父親所經歷的抗戰剿匪戰爭又有了些新認識。我到金門戰地單位報到的第一天，便有多個老士官來到營部，說是來看“小老鄉”——那就是我。 後來由於我成為業務士官，查閲人事資料時驚然發現本營竟有數十位湖北籍老士官。與他們相熟後我才瞭解，他們原來都是1948年從湖北某縣結伴逃難的同鄉農民。到了上海，住在車站與騎樓下，沒得吃、沒得穿。有人拿粥給他們吃，又拿衣服給他們穿，要他們在一些名冊上劃押簽字，說是為了領饅頭。就這樣，他們便糊裡胡塗地成了軍人。後來我知道本師其他營裡也多有這樣的情形——所謂抗戰剿匪老兵，有許多其實只是當年的難民；當時許多國民政府軍的部隊被打散後，在上海、廣州重新整編，也就是抓些難民來當人頭充數。
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老士官，而是一位老中尉人事官。他成日喝酒嫖妓，經常因欠債而讓老百姓告到軍營來。有一回，我們年輕的營長發火了，他對喝得醉醺醺的老人事官說要將他送軍法。“你要把老子送軍法！你要把老子送軍法！” 人事官突然發狂地叫罵，“老子當兵的時候你在哪裡？” 接着，他倒在營長燙得筆挺的軍褲下，坐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淚地死命哭罵，“老子14歲時我娘要我出門買醬油，就被你們抓來當兵；你就斃了我罷，讓我見我娘去！”營長在本師以行事果斷卓絶著稱，此時被他鬧得呆在那兒，不知所措。我知道，像他那樣在我們村旁的黃埔大道上踢正步訓練出來的新制軍官，不會瞭解那場荒謬戰爭，以及那戰爭造就了多少扭曲的人性、人生。
部隊回到台灣後，駐地在新竹楊梅，離台北不算太遠。我每個週日假期都到父親的病床邊陪着他；自己當了兵，曾站在金門古寧頭眺望大陸，曾在營地裡撿拾古寧頭戰役中被同胞就地掩埋的共產黨軍人枯骨，曾陪着那些歸不得家的老兵喝酒高唱“我的家在山的那一邊”，我這時才能體會父親那一代人在台灣的挫折與對故鄉的想念。他們從來沒有離開那戰場--即使現實的戰場已化為每日柴米油鹽的生活壓力，即使戰場已成為官場、商場上的爾虞我詐，他們還是生活在仁安羌、四平戰役的艱苦與榮耀記憶之中，還是以黃埔軍人自詡。
有一天我進入父親的病房，病床是空的；一個護士察覺我的驚恐，她對我說，放心，王先生是去做檢查。我與那護士坐在空蕩的病房內。她對我說，你是王先生的兒子罷，你父親常提起你，他很以你為榮。我聽了心如刀割；混了幾年小太保，又兩次考大學失敗，除了為賺點零用錢而在報上發了幾篇散文外，我有什麼可讓父親感到光榮的？ 在我退伍前半年，父親終於去了。那晚台北榮民總醫院打電話到軍營裡，營長要他的駕駛員立刻送我到火車站。到了醫院，見到父親容顏安詳地躺在床上，我並未感覺特別悲傷；只是覺得，小時以來父親一直佑護着我們的偉岸身軀，為何此時小了許多。 辦完父親的喪事，半年後我在軍中服役期滿。往後的六個月，我每天至少花上15個小時讀書，後來考入師範大學歷史系；推動我的，以及後來一直推動我讀到哈佛大學的，是我對父親的感念--他以我為榮。
六
那一年，1974年，我與幾位眷村朋友一起到台北上大學。其中有一位是與我同年的楊海誠；他與我相同，服了兩年兵役後才考上大學。這一年，以及次年，我兩度陪他到烏來山區找他大伯父；為的是，海誠奉他父親之命，到山裡勸這位老人家下山養老。過去我便聽父親說過，海誠的大伯是孫立人將軍麾下的一名虎將，仁安羌戰役主攻的營長之一。
老人住在曲尺山區一條山道的盡頭，那原是一個礦場，後來被封閉，老人單獨住在廢棄的辦公室中。他整年大多只靠三種食物過活：自己養的雞，溪裡的蝦子與到處可採得的一種紅色野菜。那時年已近八十的他，白天仍能生龍活虎地修理雞圈，教我們如何在溪中放蝦籠。晚上，飯後兩杯酒下肚，他委頓地臥在躺椅上，這時才像個近八十歲的老人。我這時已在歷史系讀了些中國近現代史，對遠征軍及仁安羌戰役十分感興趣。而這位楊伯伯，正是歷史的見證，“口述歷史”的絶佳採訪對象。 然而讓我感到失望的是，這場偉大的戰爭，在他說來竟是如此的稀疏平常。他說，盟軍要提供他們最好的武器，但他們只要迫擊炮。他說，孫將軍的部隊將迫擊炮使用得出神入化。他們便是如此，將砲彈吊射入日軍躲藏的戰壕中，讓敵人沒地方躲。聽著聽著，我不再是歷史系的學生，又變成了當年眷村裡聽遠征軍故事的小孩。楊伯伯說，他認得父親，“你爸爸在四平，守車站到郵局，那一仗打得漂亮！”但說到下山養老，他堅決不肯。他說，他不想再吃國民黨與蔣介石一口飯！這也是我在眷村中常聽說的：某某賣燒餅的、打煤球的，過去事實上是國軍將領，丟掉大陸後，從此不肯向國民黨、蔣介石低頭討飯吃，寧可過着清苦自食的日子。
七
我研究所畢業後，台灣進入一段所謂“後殖民時期”。二戰前在台灣的日本人被歌頌為建設台灣的先鋒，台灣民主法治的根源。相反地，由大陸來台的老兵們，或被認為是屠殺台灣人民的劊子手，或被罵為吃台灣米卻心向大陸的叛徒。在政界與知識界，“轉型正義”被喊得滿天價響；其意是台灣要轉型進步，就必須追究蔣介石及其追隨者的責任，要他們為正義付出代價。這又是另一場戰爭，所幸父親已脫離了這人間戰場。
後來在我30年的歷史學術生涯中，常狂稱自己的研究是“從新石器時代到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我，卻從不研讀抗日與國共戰爭的歷史。對我來說，那是個人記憶中的一片聖土，我不願學術知識污染了它。在那兒，有像雞那樣大的蚊子，有讓輾過它的吉普車跳起老高的大蟒蛇，有孫將軍帶著他的弟兄腳下踩着螞蝗毒蛇穿過雨林，有摸進軍營以橄欖大的紅藍寶石換麵包的印度人。在那兒，沒有民族戰爭，沒有同胞相殘，沒有仇恨，沒有恐懼。所有的都已成為過去，只有我父親及眷村中的叔叔伯伯們賴以維生的戰爭記憶，以及我對他們那一代人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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