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評論 〈日本華僑華人社會形成新論〉

★任娜、陳衍德，〈日本華僑華人社會形成新論〉《史學月刊》2017:5，頁118-126。

今年有數篇國際新聞與在日華人居留人數的劇烈增加有關，其中一篇引述了《日經新聞》的報導：預計居住在日本的中國人將於2026年突破100萬人，報導認為移居的中國人正改變日本的城市風貌、生活型態、教育體系與文化傳統，也擔心這會對日本的未來產生重大影響。 相對於過去一千多年日本華人族群規模的起起落落——此篇論文的討論主題，我們正在親眼目睹新的移民發展期。

本文的兩位作者認為過去學界對於早期日本移民的研究多以華商為主，他們希望將日本華人社會的形成改用一個較長的歷史區段加以考察，並將這種作法的考察結果稱為「新論」。這篇論文的一開頭，就特別強調日本華人社會的特性完全相異於中國海外移民的兩大傳統類型——東南亞型與歐美型，這兩種類型的共同特色有二點：第一，在海外一定地區內聚居一定數量人口；第二，在人口穩定成長的基礎上，形成有組織的社會型群體。這種看法也意味若從長時間角度觀察日本的華人社會形成歷史，作者認為它呈現了移居人口數量無法穩定成長，以至於難以形成有組織的長期社會群體。此外，華人移民日本的動機相當多元：除經濟因素外，亦包含政治難民、僧侶傳道，到了清末則出現大量赴日留學生，其中一小部分也定居下來，所以日本華人不似其他區域的傳統中國移民是以追求經濟滿足為主的生存性移民。

本文的貢獻集中在以下兩點：第一，將中國移民進行時代區分並介紹其特色。唐代移民人數雖少，但屬於專家型的菁英移民，大化革新、《大寶律令》與田制改革均有他們的身影；宋代移民以商人、士人、僧侶與工匠為主，這些華人長期居留，人口已形成一定數量。元代初期先受文永、弘安之役的影響，中後期雖元日貿易恢復往來，但彼此關係不穩定，並不利於新移民進入。明清時代的移民一方面受惠於東南沿海海上貿易的黃金時代，唐船大量前往日本進行生絲與銀的貿易，在日本港口城市逐漸形成居留地（唐人町），故十六世紀時日本華人移民較元代明顯增加；另一方面，華人社會於十七世紀中後期受制於德川幕府的鎖國令／居住限制令，中國商人上岸需居住於有圍牆的唐人坊且不得任意外出，幕府並設立長崎奉行所對中國商人與移民嚴格控管，導致華人社區難以從海商中補充新血。

第二，總結日本中國移民無法形成有組織社會型群體的原因。作者以千年的時間尺度來觀察華人移民社會在日本的發展，有利環境（遣唐使、東亞海上貿易）與不利條件（忽必略征日、德川鎖國令）在時空中交互出現，加以日本社會施加在移民的同化壓力強大，諸多華人漸與日人通婚且改為日本姓氏，最後導致移民社群人數難以穩定成長，因此在日居留華人無法形成有凝聚力的移民群體。

最後，這篇文章的可惜之處在於內容並未涵蓋清代中後期的移民狀況，作者雖欲「縱觀唐宋元明清中國的赴日移民」，還是留下了百年的空白時段。中國在清末赴日人數大增，過去的研究多將焦點放在赴日留學生及其歸國後的影響上，甚少關注同時期日本華人移民社會的發展，這原本可以是本文發揮貢獻之處。